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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颉刚谈读书 | 怎样读书
发布人:赌球技巧 发布时间:2016-03-31 09:16:29 点击数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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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,赌球技巧:看见满屋满架的书,觉得眼睛都花了。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所致。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,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。譬如看报,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,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,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。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,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。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,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。

   

有人读书,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。有人读书,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。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,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,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,那么,人的生命有限,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?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,必须细读的,若只随便翻翻,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。

  

读书的第二件事,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,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,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,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,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。要懂得这个法子,只有多看书目,研究一点目录学。我们的读书,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,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。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。换句话说,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。我们只要敢于批评,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,哪一句话是错的,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。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,或者写在笔记簿上。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,就替它查一查。心中起什么问题,就自己研究一下。不怕动手,肯写肯翻,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。几年之后,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。

  

我们读书的第三件事,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。只要有了判断力,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。宋朝的陆象山说“‘六经’皆我注脚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

再有两件事情,也是应当注意的。其一,不可以有成见。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,只把经史看做最大的学问;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做旁门小道。结果,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,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,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。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,又以为唯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,才是有用之学,其余都是无关紧要的装饰品。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。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,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,就是我们人类,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。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,方向是根据我们所需要而走的。昨天需要的东西,今天不要了,就丢了。今天需要的东西,明天不要了,也就丢了。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,一意在应用上着力,把大范围忘了,等到时势一变,需要不同,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!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;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,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,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。

  

其二,是应该多赏识。无论哪种学问,都不是独立的,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。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,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,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,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,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。以前有人说过,我们研究学问,应当备两个镜子:一个是显微镜,一个是望远镜。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;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。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,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。这并不是贪多务博,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。

  

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,但确是没有宗旨,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,连贯不起来。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,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。我想我的为学,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,不肯随便舍弃,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。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,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。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,名为《学览》。粗粗定了一个目录,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,分类标题,预备聚集材料,撰写成丛书,现在看来,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。

  

初进学问界

  

我自己知道,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。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,但也自有他的骄傲。

  

第一,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,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。好像一个旅行的人,刚到一处地方,满目是新境界,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,生出问题来。至于那地的土著,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,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,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思索力了。

  

第二,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。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,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;不像学术湛深的人,他知道了种种难处,不敢为了立一异议,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。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?正因它初生,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。这固然是不量力,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。我真快乐,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,一头初生之犊,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。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,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。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,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,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,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了!

  

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,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,这是使我极高兴的。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,但我所以佩服他们,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,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,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,随他们去摆布。对今人如此,对古人亦然。唯其没有偶像,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。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,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,就是为此。固然有人说,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,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,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,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,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即使不能完全不偏,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。也有人说,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,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,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,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,尽不妨碍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。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,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,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,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,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,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,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。例如你要菲薄《诗》毛氏学,便当从齐、鲁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钻下去;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,再脱离家派而独立。但到了现在,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昭示我们,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。我们自有古文字学,古文法学,古器物学,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《诗经》,《毛传》固要不得,就是《三家诗》也是《毛传》的“一丘之貉”,又何尝要得!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,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,但这是研究,不是服从。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、崔述诸人的文字,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、郑玄,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:我对于郑樵、崔述诸人决无私爱;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、郑玄,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、郑玄一样。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判,千万不要说“承你考辨得很精细,我有所遵循了”这一类话!

  

《老子》说“自知者明”,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。在这一方面,我“当仁不让”,自认为无愧的。我既不把别人看做神秘,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做神秘。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:在一切世务上,只显得我的平庸、疲乏、急躁、慌张、优柔寡断,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;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,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,有兴趣,有宗旨,有鉴别力,有自信力,有镇定力,有虚心和忍耐。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,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,不再旁及他种事务。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,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,不怕社会的威吓,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。

  

我知道自己的凭藉,故不愿抹却他人的功绩;也知道自己的缺点,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。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,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,决没有顿悟的奇迹,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功夫上,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。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,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,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。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,所以只要以后发现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,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,决不勉强维护。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,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,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,但我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,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,只要能从此深入,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。

  

【大师简介】 

顾颉刚(1893—1980),江苏苏州人,历史学家、民间文艺学家、民俗学家,是我国“古史辨”学派的创始人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,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,第二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四、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,曾应毛主席、周总理之请,负责校点《资治通鉴别》和《二十四史》。

  

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“整理国故”思想的影响,从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。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,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、考古学等方法,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。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,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《古史辨》八册,形成了“古史辨”派。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“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”的观点,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,周代时最古的是禹,到孔子时有尧、舜,到战国时有黄帝、神农,到秦朝有三皇,汉代以后有盘古,古史系统的形成,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。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,指出孔子的“正乐”与社会上没有关系,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;断定六经决非孔子“托古”的著作,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,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;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(尤其是利用《尚书》)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。又提出,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、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,以及古史人化、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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